【田野咖啡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田野萬花筒

2018-05-03

撰稿/田孟凌

 

    進入場域、田野,身份與認同議題會不斷在進出田野的過程中一一浮現,如同萬花筒一般不斷變化,使研究者/場域經營者/能動者重新經歷了身份認同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田野調查不僅是觀察田野裡的對象如何看待自己所存在的環境與世界,同時也是如同照鏡子般,自我審視自己身上的價值觀與文化差異,看到身上的各種銘刻留下痕跡。田野咖啡館旨在邀請「田野中的人」,一起來分享心路歷程,帶領同學走過那段不斷建構、質疑、反思、紀錄、書寫、行動、穿梭的過程。


    五月份田野咖啡館,我們邀請到《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我的人類學田野筆記》作者梁瑜,身為台灣人、原住民的梁瑜,分享如何在中國北京、四川與新疆等地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以及與自身身份相對照的穿梭經驗。

你是誰?如何在田野中進行首次身份揭露?


                    


    活動一開始,咖啡館館主陳懷萱老師請大家自我介紹,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說出「我是誰(社會角色)」 的同時,你也是在進行自我揭露,同時創造個人與田野對象的連結,這個過程會影響後續場域、田野居民對你的認識。自我介紹也是建立「建立起你與田野初步關係的方式,會影響未來田野調查的發展。「我說自己是有興趣的路人,對方也許說來坐;我說自己是大學老師,對方就慎重起來說請坐請坐;如果老實說我是台大社工系的老師,那就會被貢起來請上坐,變得很有距離」,社工系陳怡伃老師如此回應。的確,我們在田野中的身份與揭露往往會讓對方產生特定印象,有同學表示如果以學生身分進入場域,有可能會因為人們對這個身分的想像,讓受訪者放下戒心,同時也可能也會感受到到受訪者對於身分的期待,因此為了互動的分寸的拿捏(比如說收送小禮物、避免遭受忽視等)而感到壓力巨大,或者因為你是學生而不願意做太多更深入的對談等等。那麼該怎麼面對自己與別人眼中的那個自己呢?

在田野裡的我和你—在媽媽身上顯現的田野過程

    梁瑜自述首次接觸到人類學,其實是來自於家庭背景,家庭經歷「逼迫」她感受這個過程。梁瑜的媽媽是位人類學家,因緣際會進入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後,認識了擔任牧師的爸爸。女性漢人人類學研究者與男性原住民牧師相識交往並結婚,生下了具有多重身分認同的梁瑜。從小就看著媽媽怎麼做田野,梁瑜發現她的媽媽跟別人「不太一樣」,因為媽媽在部落中是跟其他族人非常不同的女性,例如部落舉行儀式時,在活動中媽媽會突然轉換身分變成研究者,很積極的用各種方法做記錄,即便某些儀式可能僅限男性參與,她也會在那個界限外盡可能的接觸,甚至也要求梁瑜一起做記錄。媽媽了解這個社會怎麼運作,但在文化上也變得下意識的不去參與,保持了觀看的距離。所以梁瑜小時候有時會覺得自己的媽媽「好奇怪」,不論是在原住民部落或漢人社會中,總是有種奇妙的違和感。

    後來接觸了人類學後才知道,原來這就是一種做田野的感覺,既當自己又當別人,最後又當回自己,有這個過程便可以說自己在做田野,這就是田野經歷。其中的模仿與強迫,對梁瑜來說是最不陌生的一點,因為她的成長背景就在經歷這點。可說田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對梁瑜來說是個讓自己在身份穿梭轉換中比較舒服的過程。

在角色之間穿梭

 

                    


    梁瑜說:我的家庭經歷讓我知道這種穿梭,一開始我便知道,以免我自己受傷。

    身為一個原住民在台灣已是少數,到了北京求學,「台灣人」甚至「台灣原住民」的身份讓她除了少數外,直接成為了「他者」。直到到了新疆做研究,卻成為了當地人眼中的漢人。初入新疆天山天池景區田野時,當地的哈薩克族一直指稱她為「漢人」,「我不是漢人」儘管梁瑜不斷如此強調,但哈薩克族仍然稱呼她為「漢人」。原來這個所謂的漢族,指的其實不是字面上種族的意思,而是種區別非我族類、他者的通稱。這時才了解這種身份的指涉選擇,在於熟悉度的差異。各種身份的流轉,映照出了自己的文化刻痕。

    因此梁瑜開始問自己,為何自己選擇了現在這個認同?明明身上有一半媽媽漢人血統,而且還使用了梁瑜這個漢族名字,但媽媽的漢族身份卻如同嫁接般。田野的轉化,與其問我是誰,更多時候這個問題是:我為什麼會主張我是「誰」?為什麼要說自己是這個角色而不是另個角色?

     身分變換能靈活運用,角色經營方式隨場域性質不同而改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田野裡,我們不會只是在研究「他者」。田野就是關係,建立關係其實是互相的、互動的,田野過程中的關係變成我跟「你」。

角色牽涉你在田野中的位置,並習慣別人的觀看

    進入田野一開始的焦慮在於「你是多餘的人」,客人的身份無法和田野居民建立起關係,但在這種一般家戶中,你也不太可能被納編或加入,因此她採用提供勞務方式化解這種多餘的尷尬感。一個25歲的女性,可以透過家務勞動、幫忙照顧小孩的方式獲得位置,便可以把自己安插進去,一點一滴的與田野建立感情後,便會被託付一些責任「而且在伊斯蘭場合,一位女性抱著小孩比較不會突兀,人家也才不會特別注意到我。」其實這就像在玩大風吹,一旦沒有坐在椅子上,便會感覺焦慮,找到自己的那張椅子,利用這個身份進入田野,轉化這個身份。通過大家對你的認識加深,或許你的社會角色會變成一種助力。

    曾經梁瑜以為自己是無聲無息的進入田野中,除了報導人一家以及週邊鄰居外,沒人知道她在做什麼,直到有一次為了透透氣,躲在小賣店吃泡麵時,迎面而來的陌生人熱情的跟她打招呼,詢問她研究做的如何? 「當下很驚慌,我才知道我超明顯!」不只你在觀察田野,同樣的田野也在注視著你,進田野要enjoy被觀看這件事 (怎樣讓自己舒服地被觀看),這便是一種自我經營。要一直去調適、習慣這種觀看與被觀看的過程。」
       
    然而有時候,角色也會給自己帶來負擔,梁瑜曾在四川因為被田野裡的人尊為有權力的人,這個角色反而變成田野關係無法施展的困境,導致大家只跟她說那個角色會聽到的話,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田野做不下去。四川的經歷使得梁瑜很害怕別人不願意跟她分享、害怕被忽略,甚至去調整了自己的口音,依照不同狀況調整自己的口音,期待能獲得田野更多回應。但即便如此,根據位置和角色總是會有侷限,這便是田野的極限。另外,梁瑜也提醒,即使是關係經營很久的報導人,也有可能實際上是田野裡的邊緣人或文化上的局外人,不管是研究者或是受訪者,都可能帶著文化偏見或誤解在詮釋對方的經驗,所以我們都必須要時常反思自己解讀田野的視角與觀點,而反思的練習有賴我們對於自身文化脈絡的理解。。

信任自己,也信任田野,趨進你能看到的事實

    離開田野之後,該怎麼辦?回到北京開始書寫後,梁瑜發覺最不信任的是自己,書寫時總覺得材料不夠,這個忘記問、那個問的不夠多,但無論如何,田野是永遠做不完的。某種程度上「你只能相信田野,你只能知道10%,也是田野的極限,位置與角色總是會影響你觀看的角度」。什麼叫好的田野?梁瑜認為,要「信任自己,也信任你的田野,相信你已經盡可能趨近你能看到的事實,盡量表現出來,這就是比較好的田野。」田野憂鬱,但都會過去。

    被問到「離開田野後,那個田野便過去了嗎?」即便離開了田野,梁瑜表示在新疆的歷程帶給她的啟發、連結都一直留著。「[田野]不能說改變我,它參與進我的生命不會變,建立了很深刻的聯繫,這東西不可能很輕易被代謝掉。我想要跟更多人討論這些故事,應該怎麼做而不只是一個放在架上的論文。」想要把新疆的田野故事寫成書出版,其實是始料未及的插曲,2016年出版社邀請梁瑜寫書時,她在過程中一直在問自己:「出這本書的意義是什麼?」編輯的回應是:「每本書都有它的位置,影響的人」。梁瑜期待透過這些故事,對這些地方有正面感情、感覺、同理心,把故事說給別人聽,不明白的人能有一些認識。特別是近幾年來新疆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這一些例子與故事,建立起人們與新疆友善的聯繫。

 

                    

 

    寫書當時的期許後來獲得很多迴響,梁瑜說遇到不少人跟她說自己經歷了類似書裡的情節和感受,這次的田野咖啡館也有這種效應。參與成員包括來自文史、人社、生科、醫護等背景的學生,也有教育、學術和戲劇等領域的工作者,大家在聽梁瑜說話的過程中,有的頻頻點頭表示同感,有的思緒飄進被勾起的田野回憶裡。最後的問答討論裡,有人連結到自己的生活經驗,覺得不必做田野也能運用這樣子的人我關係,將所學所思與生命有所連結。有人說常常懷疑自己問了笨問題,受訪者根本不覺得那有什麼問題,那麼反問自己為什麼覺得有問題,反而會打開一系列對話,最初的問題也會轉化為更有意義的提問。在場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人類學家,但是做田野的視角直入人心,公衛系趙雅凡同學回饋,因身為非人文科學背景的新人,在這整個自我介紹、聽梁瑜分享的過程中如同經歷了一個田野的心境轉換過程,如當自己又當別人又當回自己。沒有奶茶也解決了心頭許多點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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