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創客」遇上「食農」 腳踏車男孩的回家路:彭正龍與沺源青工作室

2017-02-02

文/黃珮綺



創灶生伙計劃:  「創灶」之後,邀請食農職人與學校師生,成為共食共學的食農夥伴。(圖片來源/沺源青工作室
 

「我是新竹人,雖然不是農村長大的孩子,但總會記得,以前高中的時候,每天早上六點半從竹東搭公車,上學路途所見的是整片綿延不絕的農田。」樸質的景色,曾讓通勤路上的彭正龍一覺好眠。然而,長大到台北讀大學後,車窗外的風景插起越來越多的廣告看板、田裡種起一棟棟的房子……「往返市區到老家的路程,其實一樣長;但心理上的感覺,似乎變遠了。」沺源青工作室創辦人彭正龍以他決心回到新竹耕耘的心路歷程,作為「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課堂演講的開端。
 

 

以「食農教育」建構「在地食物系統」
就讀台大社工系期間,彭正龍便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其中,「台大向紹興社區居民提告」是他的思考的轉捩點。在與夥伴共同書寫完「我念社工,我挺紹興」聲明稿(註1)後,彭正龍反省道:「站在社會正義的立場,我們很能夠大聲疾呼『不要』壓迫和不正義;但我們究竟『要』的是什麼?又該如何實踐?」

 

帶著這樣的困惑,大三那年藉著社工實習的機會,回到新竹,參與新竹市近郊的「千甲CSA計劃」(註2):找到一群支持者願意穩定地支持農場生產者與之共攤風險,讓小規模的生產模式可以在社區人力基礎上,繼續用友善土地的方式耕種,同時彰顯都市農業的多元機能。

 

然而,即便有如此令人期盼的創新計畫,「當農田都變成建地,良田紛紛種起房子;學了一身農藝,究竟可以做什麼呢?」面對持續壓迫農村土地的都市化擴張,看著昔日純樸的傳統農村正面臨變與不變的抉擇,他心裡冒出一連串的問號:「水源與千甲里的居民面臨了什麼樣的未來?鄰近科學園區卻還維持著農村生活的居民對於都市計畫的看法又是如何?地方居民有沒有機會,一同找尋徵收以外的替代方案?當代的都市農村有什麼樣的可能性?」一連串的疑問促使他展開更深入的調查與追尋。

 

他回到家鄉新竹、考進清大社會所,開始思考現代的「大眾食物體系」(market food system):科技設備和集約化的生產模式,用更短時間、更少量土地生產出大量且價格低廉的食物;消費者也只能從第三方的國家食品認證(GMP)購買安心。然而,到底是誰在生產食物?怎麼生產食物?消費者無從得知,隨之而來便是食安問題。

 

於是,彭正龍決定以「食農教育」為起點,帶著學校的孩子、社區大學的學生,重新認識農業生產過程、健康飲食生活與土地環境的關連。他在家鄉新竹創辦了「沺源青工作室」,從2014年開始推廣食農教育,嘗試建構起「在地食物系統」(Local Food System),與在地社群共享土地的恩澤、習得依存土地的生活能力。

 


原講題:「吃」可以改變世界嗎?以食農教育建構在地食物系統的社區實踐(攝/黃珮綺)

 

食農教育的三面觀察:學生、教師、農民
然而,工作室推動不久後,彭正龍便觀察到三個食農教育的普遍現象,促使他去反思其侷限和可能性:

 

 其一,有關「學生」:目前學校的食農教育現場,大多是「片段的農廚體驗」或「食農資訊吸收」,這樣的學習歷程,「能夠建立觀念,但尚不足以落實於生活」。擁有許多媒體資源、在全球推廣健康飲食的名人 Jamie Oliver 也曾表示 「I failed on school dinners because eating well is a ‘posh and middle class’ concern」,坦承在面對貼近生活的食農課題上,仍有「階級」、「城鄉」等因素,深深地支配著不同社群的日常選擇。

 

其二,有關「教師」:食農教育至少包涵「食農專業」以及「教學專業」兩部分。然而,當前的相關課程,多半由學校老師自力授課,除了本身對食農有高度涉獵的少數教師,多半對食農課程心有餘而力不足,呈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疲軟現象。此外,教師不一定是地方人,對於學生所生活的社區資源和風土脈絡不盡然了解,也就難以避免食農教育內涵的空洞和淺薄化。

 

其三,有關「農民」:當前有越來越多的「新農民」進入農村,以不用化肥除草劑、重視生態的友善農法耕種,生產健康糧食。但當有這麼多新農民,帶著城鄉對等發展的革新期盼,以及強調友善、生態的「新農業」知識,原本長期隨著政府浸淫在「綠色革命」洗禮下的「舊農民」,會受到什麼樣的衝擊?

 

對這三面向的觀察,彭正龍認為,可以從「國家」與「市場」這兩股力量去理解現象背後的結構因素(註3)。然而,「過往在『農』的處理上,我們常反省『農村』面臨的都市化擴張、檢討綠色革命的『農業』技術和體制,但卻很少注意到:在農村裡受影響最深劇的行動者——『農民』,他們的生命史和行動條件。」在「農村」、「農業」、「農民」的「三農」架構下,「農」的視角甚少關照新、舊農「人」在時代轉換下的磨合。

 


工作室邀集清大、交大師生組成田野調查隊,認識30年來的都會邊緣農村故事。(圖片來源/沺源青工作室

 

遇見腳踏車男孩的啟發
講完沈重的當代觀察,彭正龍突然話鋒一轉,談到他在社區的一則小故事。有個六年級的男孩,某天牽著一台從資源回收場撿到的腳踏車來到田地:

 

「我想要讓這台腳踏車跑起來,我需要一條腳踏車鍊。」

「好,那你需要什麼?」

「需要錢啊。」

「你有錢嗎?」

「我沒有錢,但你有。」

 

「原來是要來勒索!」彭正龍恍然大悟,「要借錢給這位男孩嗎?跟小朋友金錢往來好像不大好吧?」台下的同學舉手提議,認為可以跟小朋友協商:只要他付出勞力,就可以換取等價的酬勞。

 

彭正龍同意這樣的作法「在理想上可行」,但回到男孩的日常生活:雙親離異,平時要照顧兩個妹妹,學校也有課業壓力。各種當代社會的要求和管束,已經讓這位孩子在生活少有自主權、限於受迫的處境,「這時候,你若跟他談看似對等的籌碼,很可能造就另一種無形的壓迫。」

 

「每個人的人生,都需要一定的自主和自由。當這個社會不斷地透過綿密的機制,剝奪這些看似微小但切身的日常選擇,你們猜,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彭正龍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面對接二連三的要求,一旦這些『契約』,與自身的基本需求和慾望衝突。接下來,很可能就是與生俱來的自我防衛能力:暴力或欺瞞……你們不覺得,這跟農村、甚或當前社會底層浮現的社會問題,兩者有些相似嗎?」

 

當時,他對男孩說:「我幫你付錢買鍊子,但我付的是學費。我們一起把修鍊子的技術學起來!」他原先只是心疼男孩的處境,沒想到兩個禮拜後,這位男孩驕傲地騎著腳踏車回到農田,還自行加裝了回收場撿來的車籃、車頭燈。

 

與腳踏車男孩的相遇經驗,讓彭正龍相信,艱難處境的行動者其實有很大的可能性,關鍵似乎在於:當事人願意嘗試的初心熱情、能夠在生活實踐的契機、突破門檻的關鍵技術,以及最重要的——一個願意相信且陪伴他的人。

 

 共作「生活」的「食農創客」
相比過去大張旗鼓談「健康飲食」的單一概念,彭正龍從腳踏車男孩的經驗中,學到「回歸每個人的基本人際關係與心理需求」,從「食物」——也就是彼此生活最根本的交集出發,讓所有的行動者,無論有沒有資源或技術,都能成為合作共學的夥伴。他也觀察到,孩子不但願意學習,還主動在生活中實踐,與「創客」(maker)的概念不謀而合,因而產生了「食農創客」的行動策略:在「共同工作、問題解決、生活實踐」的過程,帶著所有的孩子,向農村學習依存土地的「農藝、工藝、廚藝」等生活技藝。

 

從「生活實作」出發的「食農創客」,不僅讓食農教育的對象、也就是學校的孩子,有更多的意願和能力,將所學實踐在日常,透過開發各種圍繞著「食物」的生活技能,還能成為食農教育的教案;開始有更多農業作法相異的農民,願意跟沺源青工作室合作、加入食農教育的行列。「農業上我們暫時沒有交集,但沒有關係,我們仍可以從分享健康、美味食物出發,慢慢化異為同,成為教育上、乃至生活上的共學夥伴。」

 

當農民看見孩子拋下平板手機、在田地裡盡情地赤腳奔跑,「你們猜,他們會不會繼續用農藥?」彭正龍對同學使了個眼色。「到後來,健康飲食不再是食農教育的單一核心,更重要的其實是透過以『教育』為共同目標的食農技藝傳承,所營造出的共學氛圍。」地方知識並不是鐵板一塊,只要和這些懂得「農」、「工」、「廚」的「食農職人」有共同的實作目標,包涵農業技術在內的地方知識,便會隨著共同工作、漸漸化歧為同。

 

從腳踏車創客男孩的故事,到邀請農民、也就是食農職人共學共作,就是沺源青版本的「食農教育」。通過教育的共同目標,與新、舊農人成為夥伴,從而漸漸建立以「生活」為核心的在地食物系統,換句話說,從「農民」、也就是「人」的合作出發;「農業」和「農村」的共同願景,會慢慢從共同實作中、一點一滴踏實築夢。



2015年沺源青與水源國小,合作「食農創客綠色生活營」,影片獲得教育部第一屆「教育金像獎」。

 


小朋友於水源社區的第一次「蓋窯」,享受自耕共食的創客過程。

 

食農三藝X創客四步
運作已兩年的沺源青工作室,已發展出許多具體的行動方案,例如:結合「田野調查」、「社會設計」、「共同工作」和「永續經營」四階段的「食農創客共作營」,以及建立共作分享基地的「創灶生伙」。前者嘗試讓孩子向社區職人學習「農藝」、「工藝」、「廚藝」等「食農三藝」,將職人的在地知識和技術傳承、也讓孩子慢慢找回依存土地的生活能力;後者則希望打造結合傳統料理技藝和地區風土特色的「灶腳」,再邀請食農職人與學校師生,成為共學、共籌、共作、共食的食農夥伴,一起完成貼近地方生活的在地食農教育。

 

在實踐的過程,彭正龍發現「社區職人可能不太會講話,但通常都很會做」,因此需要有具體的實作目標,以及支持共同工作達成交流共學的「機制」:

 

第一步「田野調查」最為關鍵,除了建立關係、掌握在地脈絡、盤點地區生態/生產/生活資源外,工作室在做訪調時,會認真把田野獲得的資料、社區職人教的東西,做成一頁精美的筆記,回饋給報導人。「社區職人會感受到你的用心。透過田野回饋,為報導人增添分享共學的成就感,自然會更有信心、有意願參與進來。」也就是說,「蒐集資料」反而不是主要目的,而是透過「請益共學」,與食農職人成為食農教育的合作夥伴。

 

第二步「社會設計」,也就是根據田野蒐集到的資料,確立需求、設定社會目標、設計實作機構;社會設計是在平衡這個歪斜的體系,跟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抗衡的另類想像。社區工作者的角色就是要找出每個人擅長的事情,並讓它成為社區重要的位置;社區工作的專業就是要讓天馬行空的想法有機會落實。

 

第三步「共同工作」會需要一些引導,可以從簡單具體的「what」問題開始,從共同關心的事情出發,透過不斷地請教讓社區原本的能力得以發揮。有時透過活動設計,能拉近彼此有距離的角色,例如:農夫可能怕小孩搗蛋,但透過「抓蟲子換種子」的遊戲設計可以增加雙方互動的趣味性。當不同技藝的社區職人被看見、更有自信,老師也能因此找到教學合作的夥伴和教材。

 

第四步「永續經營」,指發掘了根植於在地風土的共同對話興趣後,就自身團隊的條件,在複雜的農村課題上找到團隊定位和永續經營策略。目前,沺源青工作室也向不同體系推廣食農教育,發展出週末版的食農創客共作營,落實到新竹各個國中小學校裡頭;也與大專院校、社區大學合開「種子培力課程」,與更多有興趣的夥伴共學、同時尋找更多夥伴。

 


農村除了種房子之外還可以種什麼?(圖片來源/沺源青工作室

 

「從土地到餐桌,從教育到生活」
跟農夫講老半天不要用農藥,都不見得有用,但當農夫看見小孩光著腳走過田地,這塊土地就再也沒有農藥;也有地主看見孩子開心地在田裡推窯、奔跑,看見田地有「種房子」以外的可能,便退出重劃區同意戶。「食農教育談的不只是飲食健康,談的是社群關係與共同生活。」彭正龍說。從生活出發,在日常互動中實際接觸,透過跟不同人共同生活、跟自然相處共存,以編織出更多條回鄉回土之路。 

 

 

註1:「我念社工,我挺紹興」聲明稿全文詳見連結。 

註2:有關千甲CSA計畫,可參考里巴哈客協會官網 與「公視-我們的島」 第747集 (2014-03-03)「千甲農場圓夢記」。

註3:有關「國家」和「市場」的例子,請見2015年彭正龍於台大社工系的課堂演講報導〈張開土地之網:彭正龍談食農教育的社區實踐〉。

 

 

【延伸閱讀】
>>張開土地之網:彭正龍談食農教育的社區實踐
>>大溪一起哇挖wow!黃慧勤X李宗俊談在地青年與社區共創
>>從課程到創業 搭起一座山不枯的坪林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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